“贶”谓“赐”“赠”,《说文》:“贶,赐也。”《国语·鲁语下》:“君之所以贶使臣,臣敢不拜贶。”韦昭注:“贶,赐也。”词义偏向……
“贶”谓“赐”“赠”,《说文》:“贶,赐也。”《国语·鲁语下》:“君之所以贶使臣,臣敢不拜贶。”韦昭注:“贶,赐也。”词义偏向执行转交赠物,与“赏赐”有所不同⑥,多指上对下。“品”谓物品的种类或等第。《书·禹贡》:“厥贡惟金三品。”注:“金、银、铜也。”疏:“郑玄以为‘金三品者,铜三色也’。”《后汉书·袁京传》:“朝廷以逢尝为三老,特优礼之,赐以珠画特诏秘器,饭含珠玉二十六品。”《书·舜典》:“百姓不亲,五品不逊。”孔颖达疏:“品谓品秩也,一家之内尊卑之差。”《汉书·匈奴传上》:“故约,汉常遣翁主,给缯絮食物有品,以和亲,而匈奴亦不复扰边。”颜师古注:“品谓等差也。”对照伯奓方鼎⑦“公锡伯奓宝玉五品、马四匹”、尹姞鬲(《集成》 3.754, 755)“锡玉五品,马四匹”、鲜簋(《集成》 16.10166)“王赏祼玉三品、贝廿朋”、荣簋(《集成》 8.4121)“王命荣眔内史曰:介邢侯服,锡臣三品:州人、重人、墉人”等可知,“诞贶六品”可能也指赐玉六品即六种。《周礼·春官·典瑞》:“瑑圭璋璧琮,缫皆二采一就,以聘。”《左传》昭公五年:“朝聘有珪,享有璋。”皆可佐证。对照中鼎(《集成》 5.2785)“王命太史贶土,王曰……今贶畀汝 土,作乃采”、中觯(《集成》12.6514)“王锡中马自曾侯四(?),南宫贶”等可知,赐贶者应系王,受贶者应系东国五侯而非保。这与上述“贶”指转交赠物,多指上对下皆相吻合。又作册折尊⑧、觥⑨及方彝⑩铭作:
唯五月,王在,戊子,命作册折贶望土于相侯,锡金、锡臣,扬王休,唯王十又九祀,用作父乙尊,其永宝。木羊册。
与尊、卣铭文语境及措辞均近,可证。
“蔑历于保,锡宾”,即保被蔑历,被赐宾,蔑历者为王,赐宾者应系东国五侯,即诸侯对王臣酬谢宾献。耳尊 11“侯格于耳 ,侯休于耳,锡臣十家,髟师”、殳簋(相侯簋)(《集成》8.4136)“相侯休于厥臣殳,锡帛、金”、作册睘尊(《集成》11.5989)“君命余作册睘安夷伯,夷伯宾用贝、布”及作册睘卣(《集成》10.5407)“王姜命作册睘安夷伯,夷伯宾睘贝、布”等,文例皆近,并可证。另上揭尊“唯四月,王工,从, 格中,中锡 瓒”及作册折诸器铭,与尊、卣铭语境皆近似,亦可证。 《仪礼·觐礼》:“侯氏用束帛、乘马傧使者。”郑玄注:“傧使者,所以致尊敬也。”贾公彦疏:“傧使者,是致尊敬天子之使故也。”
“用作文父癸宗宝尊彝”,作器者保即召公奭,系周文王子,铭称“父癸”,可见“癸”应即文王之日名 12。近年公布商末铜器陶觥[ 5] 121-142铭作:
癸亥,小臣锡百工王,作册友小夫丽,锡圭一、璧一、璋五,陶用作上祖癸尊彝。唯王廿嗣(祀),在九月。或。
作器者陶或即后来继位为燕侯的“廖”,为召公奭子;“上祖癸”应指周文王,“癸”为其日名,因文王在周人祖先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故加“上”字[ 6]。又现藏上海博物馆的作父癸方鼎 13铭作:
作父癸尊彝,或。
鼎为长方体,口沿外折,立耳,直腹平底,四柱足较细,四隅和中线铸有透雕棱脊。口沿下饰双体龙纹,腹饰下卷角兽面纹,柱足饰三角云纹。约为成、康时器 12。李学勤指出鼎铭的“或”字形状和陶觥的非常相似[ 7] 1-3。作器者或系召公奭本人,“父癸”应即周文王[ 6]。凡此皆可互证,“癸”为文王之日名,应无疑义。
“遘于四方(会),王大祀,佑于周”,“遘”训遇,《说文》:“遘,遇也。”《书·金縢》:“惟尔元孙某,遘励虐疾。”陆德明《释文》:“遘,遇也。”“遘于四方会”,与疏公簋14“遘于王命唐伯侯于晋”格式近同。“四方会”,即会四方诸侯。戍鼎(《集成》5.2694)“丁卯,王命宜子会西方于省”、史墙盘(《集成》16.10175)、钟(3式)(《集成》1.251)“敷有四方,会受万邦”、钟离公鼓座(《集成》2.429)“余以会同姓九礼”、中山壶(《集成》15.9735)“而退与诸侯齿长于会同”等,可证。“周”即周原遗址出土西周卜甲和陶文的“周”,指岐阳的周[8],即“岐周”,在今陕西岐山县境。《孟子·离娄下》:“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赵岐注:“岐周、毕郢,地名也。岐山下周之旧邑,近畎夷。”《淮南子·要略》:“文王四世累善,修德行义,处岐周之间,地方不过百里。”此句与“乙卯……在二月既望”一样,系交待事件发生的时间,即“以事记时”[9]8,同时也提示了事情发生的背景,即成王于岐阳(在今陕西岐山县东北)会盟诸侯之时[8]。类似“乙卯……遘于四方会,王大祀,佑于周,在二月既望”这种记时方式者商末铜器铭文较为常见,如:
( 1)商鼎[ 10] 348:甲子,王锡寝孳商,用作父辛尊彝,在十月又二,遘祖甲 日,唯王廿祀。
( 2) 簋(《集成》8.4144):戊辰,弜师锡
贝用作父乙宝彝,在十月一,唯王廿祀,日,遘于妣戊、武乙爽。
( 3)二祀 其卣(二祀邲其卣)(《集成》10.5412):丙辰,王命 其贶
,宾贝五朋。在正月,遘于妣丙,肜日,大乙爽,唯王二祀,既于上下帝。
( 4)父丁鼎[ 11]:乙□,□□□金、贝卅朋,用作父丁彝,在六月,遘于日癸□日烝。
等等,周初类似沿袭商末遗风者也不鲜见。
总之,尊、卣铭所记,系成王岐阳会盟诸侯之时,命太保即召公奭随其殷见东国诸侯,赐玉六品,太保被蔑历,被赐宾,因而为其父文王制作用于宗庙祭祀的尊彝宝器。时间是“乙卯……在二月既望”“遘于四方会,王大祀,佑于周”,地点是在岐周,所涉人物主要有王(成王)、保即召公奭及其父文王以及东国诸侯等。适逢成王会盟诸侯于岐阳之际。
二、周初四土的形势与对策
弄清楚了以上诸问题,下面再就尊、卣铭与荆子鼎、太保玉戈、伯奓方鼎疑尊、疑卣及师卫诸器等出土材料的关联及岐阳之盟的背景与深层次原因试作分析。
尊、卣铭的“殷”,即文献的“殷见”“殷同”“殷”,即诸侯定期(派使臣)朝见天子之制(每三年行聘问相见之礼),文献对此有详细记载。《周礼·春官·大宗伯》:
以宾礼亲邦国……时见曰会,殷见曰同,时聘曰问,殷曰视。
郑玄注:
殷犹众也。十二岁王如不巡守,则六服尽朝,朝礼既毕,王亦为坛,合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见,四方四时分来,终岁则徧。
殷谓一服朝之岁,以朝者少,诸侯乃使卿以大礼众聘焉。
孙诒让《正义》:“殷同者,六服尽朝者,明王有故不巡守,始合诸侯而行殷同之礼。”又《秋官·大行人》:
时会以发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时聘以结诸侯之好,殷以除邦国之慝;间问以谕诸侯之志,归脤以交诸侯之福,贺庆以赞诸侯之喜,致禬以补诸侯之灾。
郑玄注:
殷同即殷见也。王十二岁一巡守,若不巡守则殷同。
殷,谓一服朝之岁也……一服朝之岁,五服诸侯皆使卿以聘礼来见天子,天子以礼见之,命以政禁之事,所以除其恶行。
《大戴礼记·朝事》“”作“眺”,孔广森《补注》:“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时聘,小聘也。殷眺,大聘也。”《国语·齐语》:“正其封疆,无受其资,而重为之皮币,以骤骋眺于诸侯。”韦昭注:“眺,视也。”
《周礼·春官·典瑞》:“瑑圭璋璧琮,缫皆二采一就,以聘。”郑玄注:“璋以聘后夫人,以琮享之也。大夫众来曰,寡来曰聘。”《左传》昭公五年:“朝聘有珪,享有璋。”杜预注:“珪以为信。享,飨也。,见也。既朝聘而享见也,臣为君使执璋。”
尊、卣铭记王命太保即召公奭随其殷见东国诸侯及赐贶之事,与文献记载可合观、互证。
出土文献中与尊、卣铭性质相类者还有:
( 1)太保玉戈 15:王在丰,命太保省南国,帅汉,诞殷南。西周早期(成王)
( 2)叔夨方鼎:王呼殷厥士,赍叔夨以裳、衣、车、马、贝卅朋。西周早期(成王)
( 3)士上尊(《集成》 11.5999)、士上卣(《集成》 10.5421, 5422)、士上盉(《集成》 15.9454):唯王大禴于宗周,诞
京年,在五月既望辛酉,王命士上眔史寅殷于成周,百姓豚,眔赏卣、鬯、贝,用作父癸宝尊彝。西周早期(昭王)
( 4)小臣传簋(《集成》 8.4206):唯五月既望甲子,王在 京,命师田父殷成周年…… 西周早期(昭王)
( 5)作册绅尊(《集成》 11.5991)、卣(《集成》 10.5400):唯明保殷成周年…… 西周早期(昭王)
( 6)丰尊、丰卣:唯六月既生霸乙卯,王在成周,命丰殷大矩,大矩锡丰金、贝,用作父辛宝尊彝,木羊册。西周中期(穆王)
( 7)文 :唯王廿又三年八月,王命士曶父殷南邦君诸侯,乃锡马。西周晚期(宣王)
其中文 “王命士曶父殷南邦君诸侯”与尊、卣铭语境和措辞皆尤近。
2011年湖北随州叶家山墓地出土一件荆子鼎( M2: 2)[ 2],铭作:
丁巳,王大佑。戊午,荆子蔑历,敞(赏)白牡一;己未,王赏多邦伯,荆子丽,赏鬯卣、贝二朋。用作文母乙尊彝。
“荆子”即“楚子”,亦即文献的楚王熊绎[ 3]。
鼎铭“丁巳,王大佑”“己未,王赏多邦伯”与尊、卣铭“乙卯,王命保及殷东国五侯……遘于四方会,王大祀,佑于周,在二月既望”可对读,其中“王大佑”与“王大祀,佑于周”、“王赏多邦伯”与“王命保及殷东国五侯……遘于四方会”可直接对应互证。尊、卣的历日“乙卯”,与鼎铭的“丁巳”“戊午”“己未”等日期前后相连 16。尊、卣铭“乙卯……在二月既望”在前,鼎铭之“丁巳,王大佑”“戊午,荆子蔑历,敞(赏)白牡一”“己未,王赏多邦伯”系紧接其后连续三天所发生之事,时间正好接续、吻合无间。因此,李学勤等认为,鼎铭内容与保尊、保卣所记载的祭祀典礼有关[ 12]。李学勤更明确地指出,卣、尊铭说“四方会”,可参照《尚书·康诰》所说“四方民大和会”,是指已属周王统治的四方诸侯的大聚会,对成王朝见。保卣、保尊和斗子鼎(引案:即我们所说的荆子鼎)所载,正是成王岐阳会盟诸侯的史迹[ 8]。保卣等铭文所记“二月”是仲春之月,与《左传》称岐阳会盟为“蒐”,即仲春举行的田猎活动在时间上也正相合[ 8]。我在此基础上分析指出,岐阳之盟的时间,具体可推定为公元前 1040年,即成王三年的二月,这与上引文献云周代诸侯每三年行聘问相见之礼也相吻合。
《左传》昭公四年:
六月丙午,楚子(楚灵王)合诸侯于申,椒举言于楚子曰:“……霸之济否,在此会也。夏启有钧台之享,商汤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阳之蒐,康有酆宫之朝,穆有涂山之会,齐桓有召陵之师,晋文有践土之盟……”
可见岐阳盟会是有周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国语·晋语八》:
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设望表,与鲜牟守燎,故不与盟。
说明熊绎曾参加岐阳盟会 17,但“楚为荆蛮……故不与盟”,而只任“置茅,设望表”“守燎”之类的杂役,这与荆子鼎云“王赏多邦伯,荆子丽”即熊绎在盟会上充任赞者即摈相的角色相吻合[ 13] 380-387。
清华简《楚居》 18:
至熊绎与屈,使鄀嗌卜,徙于夷屯,为楩室。室既成,无以纳之,乃窃鄀人之犝以祭。惧其主,夜而纳尸。抵今曰, 必夜。
简文所记楚人“窃鄀人之犝以祭”之事,表明周初楚国的实力相对较弱,它显然更不是曾国的对手。荆子鼎出自叶家山曾国墓地,可能与曾、楚之间因战争等途径而导致曾人掳掠楚人宗庙重器以归有关 19,类似者如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地 M64出土的楚公逆编钟 20。
总之,文献云熊绎在岐阳盟会时任“置茅,设望表”“守燎”类杂役、荆子鼎记熊绎在成王岐阳会盟诸侯时充任赞者及清华简《楚居》载熊绎“窃鄀人之犝以祭”之事,皆表明在周初的江汉地区,楚国实力相对较弱。
而同在江汉地区的曾,西周早期实力却非常强大,是头号强国。近年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侯家族墓地 21的发掘,揭开了西周早期曾国的神秘面纱。据叶家山 M111出土的犺簋( M111: 67)[ 14]和随州文峰塔 M1出土的曾侯與编钟[ 15],可知周文王子南宫(或称“南公”),在周初大规模“封建”的背景下被成王册命为曾侯,建立曾国,与应国一起,作为周王朝在南土的屏障 22。考古发现所见西周早期的曾国,俨然已是一方方伯,具体印证了文献“汉东之国随为大”(《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曾系“汉阳诸姬”之长等说 23。
上揭清光绪二十八年( 1902年)陕西岐山刘家塬出土现藏美国华盛顿弗瑞尔美术馆的太保玉戈及近年新见与之关系密切的伯奓方鼎铭分别作:
六月丙寅,王在丰,命太保省南国,帅汉,诞殷南。命曾侯辟,用鼄走百人。
唯公省,徂南国,至于汉。厥至于胡,公锡伯奓宝玉五品、马四匹,用铸宫伯宝尊彝。
戈铭前半“六月丙寅,王在丰,命太保省南国,帅汉,诞殷南”与鼎铭前半“唯公省,徂南国,至于汉”等文字可对读,所述应为一事,皆为成王时召公南巡之事[ 16] 37-46。戈铭后半“命曾侯辟,用鼄走百人”与曾侯與编钟“王逝命南公,营宅汭土,君庇淮夷,临有江夏”等内容可互补,记召公册命曾侯之事,补充了钟铭阙载的召公奉命册封曾侯的一些具体细节 24。合观戈与鼎铭,可知召公此行的使命,主要是“省南国”(戈铭“殷南”,义同),其另一重要使命,便是册命曾侯,即鼎铭“命曾侯辟,用鼄走百人”;召公在回程时,途经胡国(即鼎铭“厥至于胡”),召见其君伯奓并赏赐礼玉、马匹等,亦系其“省南国”或“殷南”的内容之一。在周初封建屏藩的大背景下,成王初年,在南土地区封建亲戚,安抚诸侯,由此可见一斑。
近年公布的成王时疑尊、疑卣 25“唯中义子于入鄂侯于盩城”,据士山盘 26“王呼作册尹册命山曰:于入中侯”及麦方尊(《集成》 11.6015)“王命辟邢侯出坯侯于邢”等,所谓“于入鄂侯于盩城”,应即册封鄂侯。“盩城”据上下文看应在鄂国境内,今随州一带 27。
中义子父奉命册封鄂侯,交通宋伯并转赠以珠玉宝器,与太保玉戈及伯奓方鼎所记成王初年召公奉命巡省南国,册命曾侯,返程途经胡国,殷见并赏赐胡侯相类,性质及作用也相同,系成王时为稳定南土所采取的一系列重要措施之一,为周初南土的稳定皆起到了重要作用。
周初徙封鄂国于江汉,与分封曾国于南土有着共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与政治考虑,系周王朝建立后,为稳定天下,巩固统治,镇守南土,开发江汉的需要。
东土、南土如此,北土自然也不例外。近年公布山西出土的师卫尊(《铭图》 11786)、师卫壶(《铭图》 12402, 12403)铭曰:
唯九月既生霸,宫公省仆器于北麦,宫公赏师卫贝五朋,用作祖宝彝。
尊、壶的“宫公”,即同出师卫鼎(《铭图》 02378)、师卫簋(《铭图》 05142, 05143)的“召公”,“北麦”在今山西吉县一带,所谓“宫公省仆器于北麦”,即宫公至北麦巡视军旅装备 28。
成王命召公巡省南国(册命曾侯)、北土及殷见东国诸侯等,可见周初为确保四土的稳定,对这些地区所采取的安抚措施之一斑。召公奭是成王的叔父,周初重臣,《诗经·大雅·江汉》讲“文武受命,召公维翰”,即召公在文武时期即任辅弼,《书序》云“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可见其在王朝地位的尊崇。成王命召公巡省四土、册命曾侯,足见王朝对四土稳定的重视。
伯奓方鼎、太保玉戈记周初召公“省南国”“殷南”,“命曾侯辟”即册命曾侯,封建亲戚,安抚诸侯,皆足见南土地位的重要和周王朝对南土尤其是曾国的重视。究其原因,除安全方面作为宗周和成周的南面屏障外,还与当时对铜等战略资源的控制与获取有关,铜器铭文如曾伯簠29、壶30“金道锡行”,考古发现南土地区的重要古矿冶遗址如湖北大冶铜绿山古矿冶遗址31与江西瑞昌铜岭商周矿冶遗址32等,皆可佐证33。另外,传统农业社会对土地和人口的占有和支配,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一言以蔽之,南土地位的重要和周王朝对南土如此重视,一切皆因资源(矿、物、土地及人力资源)而起23。
周王朝对东土和北土的重视,同样也有类似的考虑。晋南地区古代盐及铜等金属矿藏资源丰富,东方则盛产盐和海贝,这在出土的铜器铭文及考古发现中皆有体现 34,加上这些地区大量的土地和人力资源,以及便利的交通和适宜的气候条件,共同决定了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晋南及其以北地区,对北方及东北戎狄的阻挡与两京地区的屏障作用,在簋 35、臣谏簋 36及近年山西翼城大河口霸国墓地 M1017、 M2002所出穆王前期有关铜器铭文所记驭戎南侵事件中就有很具体的体现 37,周初该地区的局势应更加严峻,换言之,其屏障作用更加重要。同样,东土地区,周初东夷的势力很强大,成王时“丰伯、薄姑”( 方鼎38)、“盖侯”(禽簋39、刧尊40、冈刧卣41)“彔子听”(太保簋42)等殷商旧部及东夷诸国即作乱,周公东征,方才予以稳定[17]。另外还有来自徐戎及淮夷的威胁,因此,东国诸侯对东土的稳定及王朝的屏障作用,自然也就十分重要。
上引《左传》昭公四年杜预注:“周成王归自奄,大蒐于岐山之阳。岐山在扶风美阳县西北。”据考古材料,奄的统治中心在今滕州一带 43。《孟子·滕文公下》云:“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清华简《系年》(简 13-15)也有相关记载 44:
周武王既克殷,乃设三监于殷。武王陟,商邑兴反,杀三监而立子耿。成王屎(践)伐商邑,杀子耿,飞廉东逃于商盍(盖)氏。成王伐商盍(盖),杀飞廉,西迁商盍(盖)之民于邾圉,以御奴虘之戎,是秦先人。
简文记周成王伐商邑及东夷平叛之事,“商盍氏”即《墨子·耕柱篇》《韩非子·说林上》的“商盖”,“商奄”之奄,《秦本纪》的运奄氏[ 18]。
《逸周书·作雒》:
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嬴)以畔(叛)……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征)殷,殷大震溃……凡所征熊盈(嬴)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
《尚书大传》云“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禽簋“王伐盖侯,周公谋”,“盖侯”即奄君,事即“三年践奄”[ 19]。
《书·多士》“王曰:‘多士,昔朕来自奄,予大降尔四国民命。’”孔传:“昔我来从奄,谓先诛三监,后伐奄、淮夷。”孔颖达疏:
王复言曰:“众士,昔我来从奄国,大黜下汝管蔡商奄四国民命……”
《金縢》之篇说周公东征,言“居东二年,罪人斯得”,则“昔我来从奄”者,谓摄政三年时也。于时王不亲行,而王言“我来自奄”者,周公以王命诛四国,周公师还,亦是王来还也。一举而诛四国,独言“来自奄”者,谓先诛三监,后伐奄与淮夷,奄诛在后,诛奄即来,故言“来自奄”也。
总之,据出土和传世文献,成王殷见东国诸侯及岐阳会盟诸侯,皆在践奄和伐淮夷之后不久。由此也可见,过去多将“东国五侯”理解为薄姑、奄等殷商旧国不确。
再将岐阳之盟放在这样一个前提和背景下来看,成王殷见东国诸侯及岐阳会盟诸侯的目的,自然也就不言而喻了。同样,太保玉戈和伯奓方鼎所记召公巡省南国及册命曾侯等重要措施,也是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使然。总之,合观这些史料,可见当时周王朝对于稳定四土秩序之迫切需要。
以上通过对与保尊、保卣密切相关的荆子鼎、太保玉戈、伯奓方鼎、疑尊、疑卣及师卫诸器等出土文献的分析,可进一步深入和加强对相关事件的背景和背后深层次原因的认识,这一系列材料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较为全面清晰地反映了周初封建亲戚、安抚诸侯以稳定天下的形势和措施。将这些分散的材料结合起来综合分析,对于整体理解周初的局势及历史发展的脉络,具体认识周初相关史事,皆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结合近年有关新出资料及研究进展,对保尊、保卣铭文进行重新释读,再就其与荆子鼎、太保玉戈、伯奓方鼎、疑尊、疑卣及师卫诸器等出土文献的关联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出土和传世文献,指出成王殷见东国诸侯及岐阳会盟诸侯,是在践奄和伐淮夷后不久,是当时周王朝对于稳定四土秩序之迫切需要。周初成王命召公巡省南国(册命曾侯)、北土及殷见东国诸侯等,可见周初为确保四土的稳定,对这些地区所采取的安抚措施之一斑。四土战略地位的重要和周王朝对四土的重视,除安全方面作为宗周和成周的屏障外,还与王朝对矿、物、土地及人力等资源的控制与获取有关。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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